恺加王朝的出现，为伊朗民族国家的两个基础特征打下了初步基础——恺加王朝并非一无是处，“它将在17、18世纪主要是以部落为主的国家转变为了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虽然直到恺加王朝灭亡，它都远不算一个具有完全意义的主权国家。

  恺加王朝形成并巩固了一块能够维护民族权益，实现民族发展的相对固定的领土，虽然由于物质和理论的落后，恺加王朝在与俄国的两次战争中，失去了西北部的大片领土，但是对于国内的分裂主义一概采取坚决打击的态度，有力地维护了领土的统一。

  恺加王朝的官僚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虽然落后，但是在一百多年的统治下，它基本维持了伊朗民族核心区域的稳定，但是“当一个国家还没形成一个整体的经济网络，或统一的国内市场。

  即还不能依靠自然的经济力来实现紧密的连结和统一时，它只能依靠着一个外在的政治联系来连结，而这种统一的政治体系恰好就起着这样的作用”，把伊朗塑造成一个日益紧密的民族国家。

  恺加王朝建立的主权国家在和平时期为民族交往、语言传播、文化教育提供了有利环境，到19世纪晚期，人们逐渐摆脱狭隘的部族主义，民族同一性和文化的同质性增强，这促进了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伊朗民族快速形成。

  1891年的烟草叛乱证明了这一点，它是在群众之间爆发的一次声势浩大的维护国家主权运动，这表明王室出卖国家主权行为极大地刺激到了在教士集团、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商人团体领导下的人民之间形成的民族意识。

  处于近代资本主扩张大环境下的恺加王朝是一个糅合了多种特点的复杂主体，民族国家的另一个特征——人民性，由于浸润了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主权人民化在伊朗发展地十分缓慢，但是我们始终能清楚看到在恺加王朝治下的各种矛盾中。

  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国王与官员的矛盾、王朝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矛盾、统治阶级与宗教阶级的矛盾、伊朗民族与英俄列强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和落后保守势力的矛盾——始终贯穿着伊朗人民对于民族独立、现代民主精神的探索和追求，这一过程也映照出了伊朗民族国家构建在上下求索中的伟大光芒。

  历史告诉我们，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虽然恺加王朝是一个整体评价较为负面、悲惨的封建王朝，但必须得说它还是“成功地在18世纪晚期，将一个中世纪的国家，转变成一个表面上的代议制政府”。

  民族国家的建构具备双重维度：一是国家建构，属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外观建构，它包括“国家政治结构、制度、法律的建设。包括行政资源的整合和集中，使其能够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

  二是民族建构，属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内核建构，即构建国民文化的同质性，“从民族国家的本质上看，民族国家就是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这就对恺加王朝打造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提出了现实要求，而其内容即安东尼·史密斯总结的“‘民族认同’的基本特征。

  伊朗具有深厚的政治传统和文化渊源，“早在5000年前的伊朗就开始了改革行政体制，更详细地说其历史有2500年之久。作为世界文明最古老的中心之一，伊朗经历了最悠久的公共行政和官僚制度传统，对现代国家和行政作出了重大贡献。

  伊朗最早的行政体系改革大约始于公元前3000年的埃兰王国早期，之后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的阿契美尼德帝国，以及之后的帕提亚和萨珊波斯都进行过行政改革，”虽然伊朗历史上一直都存在着封建王朝，但是等到到恺加王朝建立，通过中央指派到地方的总督，它才算真正地对全国实行了实际控制。

  王朝初期，“伊朗已被旷日持久的内战、残酷不仁的暴力所蹂躏和撕裂，国库难以维系，司法彻底腐败，路途不安，贸易混乱”，恺加王朝国家建构的第一个任务便是针对国家治理制度的重建和梳理。

  作为开国之君的阿迦·“似乎有意效仿纳迪尔·沙的戎马生涯”，试图恢复昔日波斯王朝的光荣与辉煌，立志重夺失去的波斯版图。1795年，内战甫一结束，阿迦·要求纳迪尔·沙从前的封臣格鲁吉亚国王埃雷克勒二世必须承认他的宗主权。

  在战胜埃雷克勒二世，洗劫第比利斯之后，他于1796年率军前往呼罗珊，重新确立了对呼罗珊地区的控制权，成为伊朗高原无可争议的主人，“恺加王朝执政后不久，当德黑兰成为本国政治生活的中心时，所有的省级城镇也臣服于新王室”。

  自阿迦·起兵，他只起用过米尔扎·伊斯玛仪一人担任自己的财政大臣，米尔扎·伊斯玛仪亦忠心耿耿地追随阿迦·，每到一处便收集该省、镇、区应缴的税收数额、征税的方法、登记地方税收官信息。他还负责抄写当地的税收清单并保持更新。

  在完全占领马赞德兰地区后，阿迦·任命米尔扎·阿萨杜拉赫·努里担任自己的军队财务大臣。努里主要负责管理、监督军队物资的发放，及时上缴、汇总战利品。

  二人组成了一个简单粗糙的却又不可或缺的早期财政系统，跟随阿迦·南征北战。逐渐，二人在军事和非军事领域的简易分工形成了恺加王朝早期官僚体系的早期雏形。

  在意外获得设拉子后，阿迦·为了感谢向他献城的赞德官员、设拉子市长哈吉·伊卜拉希姆·设拉齐，同时考虑到他在赞德官员中的影响力，便任命他为首相。哈吉·伊卜拉希姆·设拉齐后来成为了第二任君主法特赫·阿里沙的首相，直至1801年被处死。直到阿迦·去世，习惯于大权独揽的他再也没有扩大他的最高行政班子。

  尽管阿迦·十分依赖自己的部族成员和部落头人共同协商解决内部事务，但是我们能说，“在阿迦·生前第一次兴起的集权行政的发展，则成为了19世纪和20世纪伊朗国家的一个持续特征”，几乎所有重大事务都由阿迦·亲自决定，特别是财政事务。

  “除了财务记录之外，他不负责管理其他事务的记录，”（这说明了他对财产的重视），他还会定期与政府财政大臣米尔扎·伊斯玛仪一同检查账目。

  作为典型的世袭统治者，几乎所有的恺加君主，都将征服的土地视为个人的战利品和财产。酷爱金钱财宝的阿迦·更是将国库视为其私有，他亲自管理国库，热衷于通过战利品、没收财产、豪取强夺等方式将一切值钱的宝物纳进国库。他还亲自管理司法，奖惩百官，犒赏军队。

  鉴于国王的大权专断，早期的恺加政府尚未意识到要建立全面的、系统的行政机构。此外，阿迦·致力于统一全国的努力使得他将维持军队运转视为头等要务。

  因此他严重地依赖于突厥部落传统的强制资源征集手段，通过部队将领与地方士绅的直接联系，粗暴地征收粮草、钱财与兵员，导致政府与部落的关系变得糟糕，这也使得恺加封建王朝早期所需的官僚体制迟迟不能建立。

  “阿迦·当政时期，恺加王朝沿袭突厥部落的传统习俗，尚未采用萨法维王朝的繁文缛节，”一统天下后，他在王宫里呆地很难受，他拒绝穿戴宝石王冠，同时把宫廷内侍的人数减到最少，他很不情愿地招纳了一些赞德王朝的旧臣，但却十分鄙视他们，还下令文官们用“朴素、简单的语言”代替萨法维时期晦涩难懂的宫廷术语。

  因为阿迦·首先是一位部落首领，其次才是一位国王，他通过部落网络、部落征服和部落联盟寻求、获得并巩固了权力，最终依靠忠诚于他的恺加族人夺取王权。他感到最自在的，不是带领他的士兵冲锋陷阵，就是和他们一起在帐篷里席地而餐。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沙乌尔·巴克哈什的说法，在阿迦·去世后，政府财政大臣米尔扎·伊斯玛仪为了确认和保证政权顺利过渡，将国库里的金银细软取出，分发于文武官员，要求官员们就自己分到的财物列一张收据交还给他，然后“所有成员向新王宣誓效忠，国王则在德黑兰确认了他们所担任的职位。”

  为确保国祚延续，米尔扎·伊斯玛仪用官员孜孜以求的钱财作为保证效忠的维系，这从一方面说明当时的恺加王朝缺乏有效的俸禄体系，官员只将国家的兴亡与追求个人财富相联系，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恺加王朝的国家认同感极低，高级官员都尚未建立起对国家的忠诚感与归属管，遑论住在闭塞山村里的农民、四处巡游的牧民了。

  综上，作为典型的突厥—蒙古式首领，早期的恺加王朝还保留着浓厚的部落统治色彩，阿迦·主要是通过武力和集权施政，管理国家。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